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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来源: 网络     编辑:夏天     时间: 2016-06-24 14:28:50     预览: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这就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的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

  这两次大战实际上就发生在传说时代,并引起了两次大规模的部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经过这两次传说时代的部族文化交融,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支华夏先民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崇奉黄帝为首领、以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注重礼仪传统的古代华夏农耕文化。

  先谈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发生的争斗阪泉大战。其时,刚刚迁至中原的黄帝轩辕氏,在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与早于自己定居于此、占有较好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者,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阪泉大战。

  阪泉大战争斗的结果是,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兴起”。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的大融合。

  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述的:“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里所强调的“三战”,则是折射出这场冲突和融合的曲折反复,以及两大部族文化融合过程的历时之久。关于这场冲突的发生地“阪泉”,有的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无论是在那里,均反映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及其与游牧文化发生交融的地域之辽阔。

  《列子·黄帝》对此次争斗也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鶡、鷹、鳶为旗帜。”由此可见,黄帝轩辕氏在与炎帝神农氏的争斗中,正是凭借着畜牧者擅长驾驭猛兽的力量,以及游牧文化由生具来的刚劲和强勇,才得以战胜炎帝神农氏的。

  这样,传说时代的游牧文化,不仅实现了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且还对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的大融合,遂使中国古代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之源。

  涿鹿大战折射出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融合

  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繁荣发展的农耕文化,又与另一支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蚩尤为首领的华夏先民中的狩猎文化,发生了冲突和交融。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必需的补充,同时也对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破坏力。故而,这场被汉文古籍记称为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斗 ——涿鹿大战,实质上应被视为黄帝和炎帝融合后形成的、充满新增活力的农耕文化,为了得到今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而必须消除狩猎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于是发动了一场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斗争,从而实行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剧烈的融合。

  《史记·五帝本纪》对涿鹿大战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场以征战为表现形式的兼并和强制性融合,其结果就是通过“禽杀蚩尤”,完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强制性融合。经现代学者考订的《逸周书·尝麦解》,对这场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描述道:“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炎)帝。分政上卿,名蚩尤。”后来因为“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下,顺开思序,纪于大帝。”[2]这反映出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乃是当时足与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文化,鼎峙而立的另一支强盛的文化。

  历史上的汉文古籍,对于蚩尤的形象和活动,多有污蔑性的失实描绘。《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述异记》也将蚩尤形容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长期以来,这些侮辱性的不实记述,导致人们对蚩尤及其代表的文化,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诠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上的狩猎者大多有着“食肉寝皮”的习俗文化。而狩猎者们“衣兽皮”的服饰文化,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和世界上一些狩猎民族中有所沿袭。[3]因此,透过“兽身人语”、“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和“头有角”等形象性的描绘,应看到这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狩猎者“衣兽皮”的穿戴服饰。

  蚩尤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前的炎帝时代,占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这正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早期农耕文化,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需要和倚重。而“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则是表示当初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所在众多。可见,狩猎文化对尚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早期农耕文化,确曾具有一定的补充,从而占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后,汇成相对稳定繁荣的农耕文化,才有力量对“作乱不用帝命”的狩猎文化,发起“攻战”性的兼并和强制融合,最终以“禽杀”蚩尤为形式,完成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大融合。

  黄帝和炎帝、蚩尤反映了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三大文化

  《史记》、《逸周书》等汉文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的记载,绝非凭空而来的臆测,更不是毫无依据的怪谲神话。它是华夏先民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化传承的标志。它反映和揭示了华夏先民这样一个不容抹杀的历史实体:较早进入中原地区定居的农耕者、活动在中原地区的狩猎者,以及从西部和北方迁移来的、由游牧转入农耕者,构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华夏先民的三大主要部族。而在这些创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部族中,惟有以黄帝为首的有着游牧文化强劲活力和稳持的、崭新发展的农耕文化,才成为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三大部族文化的主流,并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原华夏先民农耕文明的形成。

  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中的游牧者,从西向东迁移并抵中原地区,他们在经过了半农半牧阶段之后,进入了定居农耕。其间,在黄帝率领下发生了与已经定居在中原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之间的阪泉之战。随后,出现了表现为“诸侯咸归轩辕”为形式的炎黄两大部族文化的联合。而被汉文史册描述为:“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记载,则反映和说明了,充满动态和活力的游牧文化,不仅能与固土重迁、稳持循蹈的农耕文化互相汲取和融合,而且正是由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的结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相汲取、彼此补充,进而不断推进中华农耕文明发展的历史。

  诚然,狩猎文化曾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文化阶段,这反映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狩猎对收获并不稳定的早期农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传说时代的中原华夏先民也应有过这样的经历。据史载,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游猎者为数众多,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之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炎帝治理下的农耕时代,蚩尤占据着“分政上卿”的重要社会地位。

  由于狩猎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对农耕所具有的一定的破坏性,所以,农耕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消除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的妨碍和破坏,并对狩猎文化加以兼并和融合。《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载的:“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无疑是对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反映。通过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列思序,纪于大纪。邦名之曰:绝乱之野”的历史写实,反映出传说时代的中原地区,进一步强盛了的农耕文化,完成了对狩猎文化的兼并和融合。

  但是,也许是由于狩猎对于靠天收获的农耕社会,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所以,长期以来被黄帝“杀之中翼”的蚩尤,在中原华夏先民中同样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原华夏先民虽然赞颂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的功绩,但对战败“禽杀”的蚩尤,却仍然奉为华夏古代的“战神”,并冠以殊高名誉,并与功勋显赫的始祖黄帝一起,登上了古代华夏的祭坛。

  《史记·刘邦本纪》所载:汉代民间还流传着“祠黄帝、祭蚩尤”的祭祀礼仪。《史记·封禅书》也记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隆重祭祀礼仪。这不仅说明创造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对以蚩尤为代表的狩猎文化的倚重;更反映和说明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部族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原华夏农耕文明的基础。而黄帝和炎帝、蚩尤,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崇敬的三大文化创造者的代表。

  黄帝肇启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的农耕文明

  黄帝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为了方便人民的定居生活,以及进一步发展农耕生产,便发扬游牧者擅长找水的传统,让人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挖掘水井,并且确立了“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的制度。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地域为单位的行政区划:“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

  由此可见,中原华夏先民是从黄帝时代开始,出现了按地域区划人民,并对一定地域区划内的人们进行管辖和治理。这样的按地域区划进行管辖、而不再以血缘来区分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就意味着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开始作为一个古代民族,出现和屹立于世了。

  在黄帝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其中诸如“伶伦作律吕,隶着作算术,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大挠作甲子”,这些都是值得一书的。然而,容成则在这“六术”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历”,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这就意味着中原华夏先民的农耕生产,因在黄帝时代对天文和历法知识的总结,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提高。本来,游牧者在荒野上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造就了善识天象和星空的特长。所以,黄帝时出现了天文历法,说明华夏先民为了发展农耕生产的需要,在学习和汲取游牧部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了对农耕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天文历法。

  值此一提,黄帝的史官仓颉依类象形,创造文字,标志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出现了。尽管汉字的产生,未必是黄帝时由仓颉一蹴而就的。但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毕竟让华夏先民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人类的文明殿堂。因此,黄帝时的仓颉造字传说,至少可以反映出,中原华夏先民到了黄帝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和农耕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间,已经进入到必需产生文字的阶段。所以,才出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仓颉创造文字。

  在黄帝时便创造、出现并一直使用至今的汉字,不仅对古代华夏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还起到了巩固华夏团结和维系华夏文化的卓著作用。汉字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标识,巩固了古代华夏和促进汉族的发展壮大,在特殊的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字也就无可争辩地,成为凝聚和巩固华夏发展,乃至中华民族成长和壮大的一个纽带。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在他的率领下,一支原先活动于西部地区的游牧者,不断往东迁移,并且在抵达中原后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黄帝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互相汲取、互相结合,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的历史,并使历史上兴起于中国西部和北方的游牧文化,不断注入中原的华夏农耕文化,使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不断获得新鲜活力。

  《魏书·帝纪》所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以及“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等载录,尽管为后人所记,但这些历代学者的论述,多次印证了始于黄帝之时的中原华夏农耕文化的历史,是不断汲取和兼容游牧文化、狩猎文化的历史。因此说,正是黄帝开创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为中国古代华夏文明的发展,开掘了不竭之源、奠下了广阔的发展之路。

  肇始于黄帝及黄帝时代的各种礼仪制度和文化创造,不仅对古代华夏乃至汉族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在历史上的中国,起到了巩固古代华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维系传统文化和礼仪制度的作用。所以,黄帝在作为华夏先民始祖的同时,理所当然地还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黄帝甚至成为凝聚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进程。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2]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3]徐亦亭:《蚩尤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狩猎者首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哀家、臣妾、本宫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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