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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的蜕变:从邪教信徒转变为反邪专家

来源: 网络     编辑:栗子     时间: 2017-11-18 21:02:25     预览:
  编译者序:
  Dr. Janja Lalich(贾妮亚·拉利奇)是世界顶级的反邪教专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贾妮亚·拉利奇误入邪教组织长达11 年之久。在邪教组织中,她接受残酷的劳动以及被不合常理的规矩束缚。后来,贾妮亚·拉利奇走出了邪教组织,全身心投入反邪教专业研究中。我们借助编译《加州新闻期刊》采访拉利奇教授的纪实文章——《11 年的蜕变:从邪教信徒转变为反邪专家》,希望把她的这段传奇经历介绍给读者,给予大家一些启示。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和拉利奇教授有过类似经历,是否也能像她一样以一种更有益、更积极的方式来看待自身邪教信徒的经历,从而走出人生阴霾。
  目前,昌平《新观察》报纸拥有一支反邪教专家团队,贾妮亚·拉利奇教授也是其中一员。如果您有关于邪教方面专业知识的疑问以及其他方面的求助,可以通过邮箱cpxgcb@163.com,或者微信公众号“昌平新观察”提出,我们将及时联系国内外相关专家给予解答和帮助。
反邪教专家
 
  Dr. Janja Lalich(贾妮亚·拉利奇)是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拥有人类学学士学位和组织系统研究博士学位,2007 年被学校授予专业成就奖。此外,她是影响和控制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主要研究邪教和极端组织,尤其擅长宗教团体、政治和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等方面。拉利奇教授还是教育学、心理学、媒体和法律界的专家顾问。
  拉利奇教授是美国社会学协会、宗教社会学协会、宗教科学研究学会和太平洋社会学协会的会员。她是国际文化研究协会的执行顾问,并在其杂志编辑委员会从事宗教研究工作。拉利奇教授参加过很多国家和地方的电视和广播新闻节目,例如BBC、Meet the Press、NPR’s MorningEdition 等。同时她是很多邪教类纪录片和邪教类节目的顾问。
 
  贾妮亚·拉利奇说,她加入邪教组织的那段时间,她的生活与世隔绝。
  邪教组织控制了她的经济收入,切断了她与家人的一切联系,甚至要求她更换自己原来的名字。在邪教组织期间,拉利奇贡献了自己所有的财物,并担任监督侦查身边新加入邪教组织成员的任务。那时候,正好她的母亲病重,拉利奇想陪伴母亲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邪教组织却认为她“自私”,把她叫去训诫了一顿。她每天要为这个邪教组织工作17 到18 个小时。除了邪教组织的工作外,她不能有任何的消遣和爱好。
  拉利奇回忆说,那时只要她对组织产生质疑或者困惑,她就反复用邪教组织头目马琳·狄克逊(Marlene Dixon)的教诲不断警醒自己。马琳·狄克逊拥有强大的、操纵性的、狡猾和迷人的性格,她很擅长用恐吓和侮辱等各种心理战术来控制人的思想。
  拉利奇说,“邪教组织告知我们,你们不同于‘常人’,不能用‘常人’的方式去思考,而得用邪教组织的那套思想体系去思考问题。这简直就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虐待和思想控制。”
  过了一段时间,邪教组织成员就会习惯这些奇怪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而且他们会认为这些邪说都是理所当然的。
  拉利奇在这个组织里待了十一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流媒体都在报道这个运动组织是邪教。但是我们却认为他们的批评和否认是在破坏我们的组织,这是他们的阴谋。”拉利奇介绍道。
  直到1985 年,拉利奇才意识到,她加入的是一个邪教组织,而不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运动组织,于是她退出了该组织。后来她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社会系教授,世界顶级的反邪教专家,主要研究邪教行为学。拉利奇教授从邪教信徒转变为反邪教专家,这真是一段传奇的人生经历。
  拉利奇教授一头短发,身穿紧身休闲服,看起来是一位比较前卫的大学教授。
  有人说,从人的外表就能看出她是不是前邪教信徒。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拉利奇教授就是一个例外。
  拉利奇教授非常自信,并且很友好,每当谈起那段离奇的经历她总是侃侃而谈,从不避讳。她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房间放满了小摆设和书籍。当按响她家门铃时,她的狗就会汪汪直叫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堆放着她新出版的书——《有限选择》。
  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拉利奇教授还堆放着她早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油画,这些艺术作品都裱了镜框。她介绍道,“这些油画是当时脱离邪教组织时,她唯一仅剩的财产。之前在邪教组织中,她被要求贡献出自己所有的财物。对于邪教组织这些荒谬的行为,人们都觉得非常惊讶,甚至觉得很可恶。”
  当脱离了这个邪教组织后,每当谈起这段经历,人们都会觉得很羞愧。他们怕别人说,你们怎么这么愚蠢,竟然会相信邪教组织,做出这样的选择?拉利奇教授说,“ 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对我这段经历说三道四,并借此侮辱我。”
  拉利奇教授说,她希望通过她的工作,让大家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某些人追随查尔斯·曼森家族、吉姆琼斯人民圣殿教和大卫神教等臭名昭著的头目们,使得他们能得到大众的理解,从而洗刷之前的耻辱。这是一名前邪教信徒的理智做法。
  拉利奇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有限选择:真正的宗教信徒和魅惑的邪教信徒》。这本书不管是对深陷邪教组织,痛苦不堪的家庭,还是对研究邪教组织领域的学者们来说,都有指导性意义。
  美国家庭基金会(AFF)(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ICSA 前身)、佛罗里达州邪教和心理操纵的信息交流中心的执行董事迈克尔·朗戈尼(Michael Langone),认为拉利奇教授是邪教问题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并表示,她的书在学术界受到了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在书中,拉利奇教授假设,邪教成员只是被洗脑后,有了一些简单的思想,这种思想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做出选择只是在身处的环境下看似合理而已。“ 这些疯狂、精神脆弱的邪教信徒有一些最典型的特征,他们是一些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比较容易轻信他人;他们平日生活经常无所事事;或者他们是一些失去自我的人。这样说是有理论依据的。”拉利奇教授介绍道,“人们会说,我是不会加入邪教组织的,这事儿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比他们更聪明,我比他们更有见识。其实我之前加入的邪教组织,那里面的成员都非常聪明。不是加入邪教的人都有问题,大部分加入邪教的人都是健康的,并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精神问题,也没有可怕的家庭背景。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只是希望寻找一种方式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诗歌作品:
  认清邪教真面目
  1986 年,刚离开邪教组织时,拉利奇教授写了一首诗表达她对邪教组织的憎恨:
  其实我只是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想为之而奋斗努力,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们却带走了我的灵魂,驱使我干一些违背意愿的事情,把我变成没有思想的东西。
  最糟糕的是,
  他们控制着我的一切——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财产和我的挚爱。
  他们驱使我干一些违背意愿的事情,把我变成没有思想的东西。
  我快疯了,无法控制自己,失去了自我,无法自拔。
  更糟糕的是,
  我替邪教组织工作,也对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控制着他人的思想,把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东西,驱使他们干一些违背意愿的事情。控制他们如同我被控制。

  误入“学习小组”,深陷邪教泥潭
  拉利奇教授是如何进入邪教的?那时候,拉利奇教授三十岁,刚从西班牙搬到旧金山。她那时刚从一段情感中走出来。孤独的、抑郁的、迷茫的和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拉利奇非常脆弱,她渴望寻找新的生活,结交新的朋友。
  拉利奇回忆道,正在一家精品书店兼职工作时,一位熟人过来邀请她加入一个“学习小组”。
  拉利奇出身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工薪家庭,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并且受过大学高等教育。这个由妇女领导的“学习小组”非常受到她的青睐。在“学习小组”的这种环境控制下,脆弱的拉利奇变得越来越依赖,越来越敏感了。
  “我一直不知道我加入的是什么组织,这个‘学习小组’叫什么?”拉利奇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为“学习小组”工作,从事出版业务等。我们邪教组织中的成员过着非常贫困潦倒的生活,我们同住在一栋房子里,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所有成员挣来的钱都得贡献出来,供养邪教组织的头目马琳·狄克逊和组织的日常开支。
  狄克逊曾经也是一位教授。后来,她被芝加哥大学解雇了,因为芝加哥大学认为她的教学动机不纯,她利用课堂煽动学生抗议,在行政大楼前游行示威了16 天。
  这位霸道的邪教头目总是用操纵、恐吓的方式来迫使成员或追随者们顺从自己。
  其实几乎所有的邪教头目都是自恋者,这种自恋型的人具有强大的、操纵性的、狡猾和迷人的性格,但明显缺乏同情心。他们沉迷于强烈的控制欲和权力,坚信自己有权拥有并实现它们。追随者和信徒们相信他们,为了邪教活动可以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来遵循他们的命令,那是自恋者无法在自己生活中获得的无比权利。满足一个自恋者的欲望是一项危险的事情,而追随者们和信徒们真的相信这个人是在给他们讲道。
  狄克逊认为洗脑是一种积极控制人的方式。底下的成员被她洗脑,每天还要帮她干一些日常性事物,比如打扫房间、打水、清理烟灰缸等。邪教组织成员既把狄克逊当作偶像,又很害怕她。
  美国前FBI 官员乔·纳瓦罗(Joe Navarro)说:“他们要求追随者绝对忠诚,总是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无法容忍批评,最重要的是不喜欢自己的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
  当拉利奇和狄克逊意见不统一时,拉利奇不敢表现出来。我想那时候她一定没有什么安全感,换句话说,她当时已经完全被控制了。不光拉利奇,其他成员也是如此。
  在邪教组织中,拉利奇主要负责焚烧新成员财物,包括日记、结婚证和一些其他在加入邪教组织之前的生活纪念品。“这些东西,烧了好几天。”拉利奇说。
  拉利奇回忆说,“在邪教组织的那段时光,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很多场景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完全与社会孤立,待在那个封闭、戒备森严的组织里。”
  一个邪教通常由权威的个人领导,其他人只需顺从地遵循组织作出的规定。邪教的存在基本上都是以服务领导者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丰富和支持其成员的生活。
  “我经常会对自己说,忘记这段经历吧,这件事不值得回忆。”拉利奇说,“最初使得我对这个组织的观念发生转变,是因为我母亲。我母亲当时得了脑肿瘤。邪教组织阻止我看望母亲,但是我违背邪教组织的意愿,借钱飞往密尔沃基为母亲治病。他们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六周过去了,邪教组织最终说服拉利奇带着她奄奄一息的母亲飞回了旧金山。但是一回来,拉利奇就被要求从早上7 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 点。“一天,当我回家时,我发现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拉利奇回忆说,当时我很伤心,只是愣愣地看着我和母亲的合影。
  邪教组织又不让她参加母亲的葬礼。
  她违背了其命令,当她从母亲葬礼回来时,非常害怕组织会惩罚她。后来,她还继续在这个邪教组织待了两年。拉利奇解释道,“这就像一个女人遭遇了不幸的婚姻一样,脆弱的我过分地依赖着这个组织,仍然还对其充满着幻想和期望。”
  最后,1985 年,狄克逊出国。这个组织就解散了。
  拉利奇离开组织后,她不确定她是否要重返学术界。她发现她有一种重获自由,获得新生的感觉。这感觉真是太好了。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重新找回了自信,找回了那个真正的自己。
  拉利奇习惯了她在邪教组织中名字——“艾玛”。平时生活中,拉利奇一听到请愿也比较敏感,因为邪教组织以前总是在政府门口请愿。面对请愿,她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想知道谁在请愿,背后真正的推手是谁?
  她后来搬到了纽约,找到了一份出版行业的工作,只能说她当时只是勉强地适应了外界的生活。“我每天都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看奥斯卡颁奖这样的节目也能看哭。一件很平常的事儿,自己也能伤感一阵子。”拉利奇说。
  随着她自己慢慢地恢复了平静,拉利奇决定搬回加州,继续读完她的研究生。“其实当时并没有计划从事邪教领域方面的研究,接下来的生活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拉利奇感慨道,“我最初以为,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远离‘邪教’。”
 
  从事反邪教领域方面的研究,成为世界顶级专家
  1997 年天堂之门集体自杀事件一发生,基于公众的反应、追随者的疯狂行为,拉利奇这才下定决心要开始从事邪教领域方面的研究。
  “我想更深刻地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人加入邪教组织。”拉利奇说道,“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向大众普及邪教知识,防止误入邪途。”拉利奇下了很大决心才做了这个决定,其实这意味着再次在她伤口上撒盐。
  从1997 年到现在,通过多年研究,拉利奇教授已经出版了很多书籍。最近出版的《挽救你的生命:从邪恶和虐待关系中逃出来》。这本书被前邪教成员及其朋友和家庭广泛使用,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加入邪教的危害及其后果,以及如何辨别邪教。她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是基于她对1997 年天堂之门集体自杀事件和十多年来对邪教的研究。并且和玛格丽特·辛格博士共事多年,共同撰写了两本书:《我们身边的邪教》和《疯狂疗法: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
  拉利奇教授还参与过审判美籍塔利班战俘约翰·沃克·林德案件和伊丽莎白·斯玛特绑架案。
  据了解,一位叫做约翰·沃克·林德的美国人,他是一名伊斯兰教信徒。他认为“塔利班是世界唯一的真正实行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从而效力塔利班政权,和塔利班战士一起抵抗美军。另外在伊丽莎白·斯玛特绑架案中,十四岁的伊丽莎白在一个富裕的盐湖城街区父母的家中睡觉时,被绑匪持刀绑架。绑匪大卫·米切尔自称为“先知”,他在妻子的帮助下,劫走了小伊丽莎白当作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他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伊丽莎白一直被折磨了九个月才找机会逃走。
  美国家庭基金会(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的前身ICSA)的执行董事迈克尔·朗戈尼认为,拉利奇教授书中认为邪教组织对其成员来说是“有限的选择”,这样的定义非常准确。
  “目前,邪教方面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拉利奇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迈克尔·朗戈尼说,拉利奇教授的书籍浅显易懂,她非常机智,用异乎寻常,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邪教方面的问题。
  拉利奇教授的理论研究超越了“洗脑”这样的流行语,她主要专注于研究是什么原因驱使人们进入邪教组织。
  “这种思想的渗透,真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拉利奇教授介绍道,“我想了解,是什么原因驱使一些非常理智的人,去做了不理智的事情。”
  “我认为,有限的选择就是关注这类人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变化。”拉利奇教授介绍道,“这并不是他们自由意志被剥夺了,而是他们的选择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受到了限制。”
  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他们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信徒”。其实是他们的选择被邪教组织限制着。
  关键是邪教本身用虚假的承诺来吸引人们,通过各种心理战术来控制他们。此外,他们利用宗教使许多人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些邪教头目,一旦这个信念建立,则很难动摇。那些孤独的、抑郁的、迷茫的和在痛苦生活中寻求答案的人们在邪教的这种控制环境下就更加依赖和敏感了。
  “教会给了我一个团队和归属感,我感到骄傲,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乔丹·维切斯(JordanVilchez),琼斯镇集体自杀悲剧中的幸存者。有些人可能更容易被锁定在邪教环境里,他们认为教会给予他们的信仰和承诺能让他们得到自己正在寻找的答案。同样,归属感和共识度在人类精神层面的作用不应该被低估,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拉利奇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最终也会引出一系列法律问题。如果邪教信徒不是被动的受害者,那他们是不是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 个人责任是最棘手的问题。”拉利奇教授说,“社会该如何对待邪教信徒和他们行为?我并不是说这些邪教信徒有免除对他们行为负责的权利。”
  拉利奇教授也希望公众能更进一步了解邪教组织的环境状况,以至于不会说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话,比如有的人会说,“伊丽莎白·斯玛特怎么不早点逃走呀。”
  拉利奇教授认为她的书会受到一些学术专家和心理学专家的衷爱,因为他们对书中伊丽莎白·斯玛特和派翠西亚·赫斯特绑架等案件感兴趣。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从事教学工作和研究社会学的博士生安娜·洛尼(Anna Looney)表示,《有限选择》这本书非常受业界欢迎。“拉利奇教授填补了邪教问题理论上的空白。她在学术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克拉克·戴维斯(Clark Davis)认为拉利奇教授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是位充满激情的教师,其专长已经超越了反邪教领域,她还擅长家庭结构和社会化问题。拉利奇教授在学术领域实至名归。
  “作为导师,拉利奇教授总是教导学生,要批判性地思考问题。”克拉克·戴维斯介绍道,“拉利奇教授在邪教和邪教行为领域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国际认可。因此国际上不断寻求她的专家意见,并且学术期刊,报纸,文章和其他媒体经常引用她的文章和书籍。我很荣幸和她成为同事。”
  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呀!拉利奇的邪教信徒经历,反而为她有趣和充实的事业敞开了大门。
  “这段邪教信教徒的亲身经历让我对邪教更有洞察力和透视度,为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拉利奇教授笑着说:“我当然也学了很多反邪教方面的专业知识。相比较以前,我更愿意以这种方式学习。”
  拉利奇教授表示:“能把不愉快的经历,转变成积极的东西感觉真好。”
  洛尼认为,无论从智力还是从韧性来说,拉利奇都是一个“疯狂”的人。洛尼说:“拉利奇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学者。”“激励她的事情之一就是想表达邪教信徒与邪教组织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洛尼说:“我对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表示同情。不过希望这些人都能像拉利奇教授一样,以另外一种更有益的方式来看待自身邪教信徒的经历,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邪教组织。”
  拉利奇教授非常乐观和幽默。拉利奇教授有时就想,如果她没有走上邪教的道路,她的生活将会如何?
  “我其实之前一直想成为一名小说家。”拉利奇教授说道,“要是按照最初梦想而努力,我肯定就在文学界圈子里面,或者在大学教英语。”
  “我在邪教组织中待了11 年。”拉利奇教授说,“11 年里,我失去了我的至亲,失去了我的朋友。”
  有时,她会轻描淡写地说,“我错过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繁盛期。”人们都会谈论起《全家福》这个喜剧片,还有一部影片叫做《总统班底》,那时大家都争相租这几个影片看。而我却一无所知。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就是空白的。
  但是,拉利奇教授又是很幸运,没有像她同事兼挚友辛格博士一样,经常受到邪教组织的威胁和恐吓,她仅仅只是被起诉了两次而已。“我只是会偶尔收到一些邪教信徒泄恨的邮件。”拉利奇说,“我没有成为很多邪教组织攻击的目标,希望这样的状态能持续下去。”
  事实上,拉利奇教授每次都非常谨慎,绝不轻易标榜任何特定组织为邪教组织。首先她不想轻易做出这样的判断,其次她是不希望她的判断导致最后判决出现失误。拉利奇教授说,“我研究的目的不是确定哪些是邪教组织。而是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邪教组织的模式,从而避免误入歧途,受到伤害。”
  她鼓励人们用她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自己去判断研究他们所在的组织。她接到了很多电话和邮件,有邪教信徒的家人寻求帮助的,甚至还有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加入某个组织等。
  “人们参与到这些组织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我们也不可能只使用一个领域或者一种思维模式来解释这个复杂问题,而且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过程又与这些组织中的人有关。”
  拉利奇教授介绍道,“这不是宗教问题。这是建立在哲学或者信仰之上的权力结构和社会体系问题。”
  拉利奇介绍道,“其实我只是想提出另一种看待这类群体和这些经历的方式。”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邪教信徒那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不堪回首。“我想,如果我不把这段经历充分利用起来,写入我的书中,真的很可惜。”
  拉利奇教授现在仍然和以前的一些邪教信徒联系着,“我很开心看到,我们都从邪教组织走出来了,而且现在都在做着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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