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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赐和平寺,托起唐宗希望的千年古刹

来源: 网络     编辑:栗子     时间: 2017-11-06 20:42:00     预览:
敕赐和平寺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入我国,与之相“匹配”的寺庙便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中原大地。“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的边塞虽不受佛家青睐,但“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先天优势”,却自古就为兵家所垂青。关城处处,狼烟腾腾,人们对生的向往以及对死的恐惧,无形中架起了寺庙走进关城的桥梁。在关城附近筑寺建庙,给军人以精神慰藉,予边民以思想教化,成为统治者在意识领域安定边民、稳固边疆的“手段”之一。
  坐落于南口镇花塔村北、龙凤山南麓台地上的和平寺就是这样的产物。与众不同的是,凭借“敕赐”身份,其社会地位迅即“扶摇直上九万里”。何谓“敕”?释义为帝王的诏书、命令。敕建,即为皇帝亲自批准,并由国家出资建造的寺庙。而敕建和平寺的,正是开创了唐朝“贞观之治”的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
  虽然和平寺始建于唐朝,却成规模于清代中叶。寺庙原有东、西两路建筑,面积达1500平方米。如今,西路建筑已“销声匿迹”,唯东路建筑独领风骚。
 
  立国·征战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佛家讲因果业报,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想知道敕建和平寺的唐朝天子有多渴望和平,就有必要了解隋唐时期在京郊大地上曾经燃起过多少战火。
  自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杨坚对居于东北的高句丽实施打击开始,至大业十年(614年)十月,隋炀帝杨广第三次讨伐高句丽返回西京长安止,“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后汉书》卷85《东夷传·高句骊》)的高句丽就始终处于“负隅顽抗”状态。不甘心就此罢兵的隋炀帝遂先后三次调集全国军队于涿郡(今北京),对其实施大规模征讨。然而,穷兵黩武造成的民不聊生,不仅未能使他人臣服,反而加速了自己走向灭亡的步伐。
  如果有幸听过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隋唐演义》,就不会对秦琼、徐懋功、程咬金等等反隋人物陌生,也就会对隋末唐初的动荡局势有所了解。但历史毕竟不同于小说,现实也远非想象。繁重、无休止的徭役与兵役,使得隋朝四野群雄逐鹿、豪杰并起。即便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表亲关系,太原留守李渊也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隋大旗。大业十四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虽然此时的唐朝疆域十分狭小,仅占有关中(今陕西)及河东(今山西)一隅,但踌躇满志的唐高祖李渊却并不气馁,他采取“先固关中,东攻中原,再平江南”的策略,并充分调动诸如其次子——秦王李世民等能征善战者的“特长”,誓将统一大业进行到底。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且不表各割据势力是何等的“桀骜不驯”,仅是隋朝遗留的“历史问题”,就已令唐高祖李渊头疼不已。单拿立国于552年的东突厥汗国来说,隋朝时其就时常骚扰边境,使得隋王朝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处之。一旦唐灭隋朝,兵强马壮的颉利可汗即在其妻——原隋朝和亲者义成公主的怂恿下,叫嚣着伐唐复隋。
  “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唐初景象,迫使刚刚登上王位的唐朝统治者不得不委屈求全,采用“破财免灾”的方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李世民登基称帝,继而开创“贞观之治”之盛景,其伺机剪灭东突厥这个安全隐患的念头便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机会便送上门来。贞观二年(628年)夏,突厥内部因征兵问题发生内讧,主管契丹、靺鞨、奚等部的突利可汗向唐太宗上表请求入朝,共伐颉利可汗。
  机不可失。在兵部尚书李靖的统领下,十余万人的唐朝军队浩浩荡荡向颉利可汗的王庭挺进。眼看大军压境,走投无路的颉利可汗只好向唐朝投降。兵不血刃即成效显著,唐太宗李世民自然喜不自禁,他不仅礼遇到长安请罪的颉利可汗,而且对于降唐的十余万突厥人,他也是厚爱有加。关于他们的安置问题,唐太宗采用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由此,在东起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西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的漫长“安置线”上,突厥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就在唐朝接二连三攻灭东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西域诸国,唐太宗被其尊为“天可汗”之时,贞观十七年(643年),地处东北部的新罗遣使入朝,“状告”高句丽图谋断绝其通往唐朝的道路。
  将“尊祖崇道”奉为国策的唐太宗,自然不会上来就动粗,他更希望通过外交斡旋解决双方争端,于是遣使高句丽。无奈“不识相”的高句丽在权臣泉盖苏文的干预下,竟然对此置若罔闻。
  先礼后兵。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不过,虽然“北伐”师出有名,但“劳师袭远”却历来为兵家大忌。更何况,以逸待劳的高句丽常备军还多达六十万之众?因此,唐军虽屡有大胜,但终因“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优势而班师。总章元年(668年),唐灭高句丽,并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自此,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才画上圆满的句号。
  “唐五代时期,昌平是抵御突厥及东北蕃族的军事要地,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大量游牧民族迁入昌平,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昌平简史》)而在历次人口迁徙大潮的推动下,如何安抚、教化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群,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得不“细思量”的政治课题。在此背景下,于边塞地建寺立庙,则成为统治需要与民俗需求碰撞后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守关·建寺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直面“械斗”,慈眉善目的得道高僧往往会双手合十进行规劝。成佛即将私情升华为慈悲,私欲净化为智慧。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似乎仍能看到,执着于此的唐玄奘仍踟躇在夕阳中的背影。而一部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在“捧红”唐僧师徒四人的同时,也让人们深刻感受到:唐朝天子是多么看重“弃恶从善”对其子民的教化作用。
  但,无形的理念总得需要有形的建筑加以承载,于是,寺庙的出现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而“孤城落日斗兵稀”的边塞,又确实不同于中原那般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由此也就决定了边地寺庙的最初兴起,大多依托于关城的存在。
  既如此,睿智的唐太宗为何要将寓意“和平”的寺庙建于一个既非关城、人口也不十分密集的地方呢?众说纷纭,但经得住推敲、又能与太宗皇帝“攀上”关系的却只有一个。
  相传,唐朝初年,隋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小觑,双方间的“擦枪走火”事件也就时有发生。那年那月那一天,隋朝残兵偷袭驻守在白羊城的唐军,措手不及的唐守将想搬救兵,却苦于无人可突围报信。千钧一发之际,关城内一寺庙和尚将养在寺内的鸽子放飞。唐军根据鸽子带出的消息,解了关沟之围。捷报传回长安,唐太宗十分高兴,下诏在鸽子落脚的地方修筑寺庙,并赐名“敕赐和平寺”,令大将尉迟恭负责督造。
  至于为什么要“大材小用”地将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尉迟恭派来督建一座小小的寺庙,圣意难解,局外人又如何得知呢?人们耳熟能详的,倒不乏君臣二人间的生死“交情”。
  北邙山力救李世民、大败单雄信、玄武门之变诛杀李元吉,是尉迟将军能够从唐王对手变为其“队友”,继而取得太宗皇帝高度信任的“基石”。而这其中,又尤以玄武门之变更为意义非凡。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应该比谁都更明白:这是一次性命攸关的“决杀”,或许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但是,武德九年(626年),当太子李建成以突厥入侵乌城为借口、与齐王李元吉密谋借此杀掉威胁其东宫之位的李世民时,得到密报的他却纠结于兄弟之情,迟迟下不了先下手的决心。举棋不定之时,尉迟恭软硬兼施,终使其决定“以牙还牙”。
  从玄武门之变,到唐朝王权易手,尉迟恭可谓功不可没。但相较于军事成就的可圈可点,其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简单粗暴,却也着实让人捏一把汗。果然,在一次太宗皇帝召集的宴会上,因不满座次居于人下,尉迟将军竟将任城王李道宗打得差点失去一只眼睛。
  这不是给倡导包容的唐王朝脸上抹黑吗?假使让四方来朝的外国使节看到,岂不有辱唐人崇尚道德的“门风”?在《步辇图》中泰然自若的唐太宗不由得言辞犀利道:“我读《汉书》,发现汉高祖的功臣能够保全自己的很少,心里常常责怪高祖……但是你做了高官之后不断触犯国法,才明白韩信、彭越遭到杀戮,不是汉高祖的过失……”
  至于唐太宗令其督建和平寺是否有惩诫之意,或许尚待历史作进一步考证。
 
  拜庙·寻踪
  “欲无后悔须修己,各有前因莫羡人。”正在困惑,居于山腰的和平寺主殿为何不叫“大雄宝殿”而题名“大地金沙”时,猛一回头,竟与天王殿背后这副门楣高悬“回头是岸”的楹联撞了个正着。不觉哑然,红尘滚滚,人生何处不悔、不惑、不困顿呢?
  就是“朕以天下为家”,并深感“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敢妄称“人生无悔”。要不,他也不会自撰《帝范》,来自我总结理政经验、评述得失功过,并告诫“接班人”李治:“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
  “当~当~当”,浑厚的钟声在空中回荡。那就循着钟声,在秋日慵懒的暖阳中拜访一下这座千年古刹吧。
  “寺内原来有东、西两院。西院早就没有了,只剩下东院。”偶遇的法师眼中流露出一丝遗憾。
  而法师口中的东院,即为开篇提到的东路建筑的俗称。所有建筑依山就势、由低至高错落而成。三开门的山门伫立山脚,中间正门紧闭,门楣高悬“敕赐和平寺”。从敞开的东偏门进入,拾级而上,即是一个开阔平台,谓和平广场。登32级台阶,迎面为天王殿,与其站成一排的,殿东为药师殿,西为卧佛殿。刚向小院探头,即见右侧卧的大佛似知人来,已然外望。
  贴着天王殿西侧门向后转,即入一错落成高、低两层的长方形四合院。院子正中的台阶两侧,雌雄两棵千年银杏树遮天蔽日,令人顿觉森严。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方能看到一块儿匾额高挂,匾额上题有“大地金沙”四个金色大字。上台阶至平台,一个供香客焚香的三足鼎正立门前,大殿南边分立两“侍卫”,延生殿居东,往生殿站西。
  向中央大殿看齐的,东为观音殿,西为弥勒殿。而大殿南边的两名“侍卫”,又恰如两道屏风将三个大殿分隔成三个既独立又相通的小院。延生殿背后,与观音殿相对的,是一间面积狭小的韦陀殿。沿韦陀殿东侧台阶往下,左转头即见伽蓝殿。伽蓝殿向西几米远,一口离地不足米数的大钟悬于一简易棚内。再向西,便是与伽蓝殿遥相呼应的祖师殿,殿前一棵向西偏斜的白皮松似一条卧龙昂首天际。圆形树池东侧有几级石阶,顺阶而上,迎面正对弥勒殿。殿西侧,是一座坐西朝东的龙王殿,一口残钟栖身其中。
  比残钟更古老的历史,给和平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还未从大雄宝殿与“大地金沙”的纠结中走出,刚跨进殿门,又看到了令人费解的一幕:人们习以为常的十八罗汉,为何到这里成了十九罗汉?不信?进门可向左瞧。西窗下那位倒坐的罗汉,真如传言那般,因急于赶来听佛祖讲经,举着钱还未来得及付就被佛祖点化?
  ……
  明媚的秋阳照进位于东院西侧的塔林。六座不同年代的佛塔错落其间,其中一座塔身为三层的白塔状如花开,甚为惹眼。据称,元代成村的花塔村即因此得名。
  温故而知新。古人尚知“和平”之贵,今人更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唯如此,方不辜负这个民富国强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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